建安二十四年冬，荆州烽火骤起。吕蒙白衣渡江，糜芳、傅士仁献城归降，关羽败走麦城，父子俱殒。后世论此役，多言“大意失荆州”，将败因归于关羽轻敌疏防。然细究史实，关羽之失，非“大意”二字可蔽，实乃其孤傲刚愎之性所致。此性非一时之疏，乃贯穿其镇守荆州之始终，终成致命之疾。

　　关羽之傲，首见于对东吴君臣之轻慢。孙权曾遣使为子求娶关羽之女，关羽竟骂曰“虎女焉能嫁犬子！”此语不仅辱孙权，更将整个江东士族置于“犬”列。孙权虽一时隐忍，然荆州之争本在孙刘联盟之脆弱平衡中悬若游丝，关羽此举无异于亲手斩断最后一缕维系。更甚者，当吕蒙初至陆口，关羽全不以为意，调荆州守军北上攻曹，致后方空虚。此非“大意”可解——彼时东吴对荆州觊觎已久，鲁肃在世时尚能维系盟约，鲁肃既殁，吕蒙继任，其“取羽”之志朝野皆知，关羽身为主帅竟不作深备，实因其骨子里视东吴为不足虑之“鼠辈”。傲气蔽目，故不见刀兵已至。

　　关羽之傲，亦见其与同僚之相处。南郡太守糜芳、将军傅士仁素为关羽所轻。史载羽出征樊城，糜芳、傅士仁供给军资不力，羽言“还当治之”，二人“皆惧”。惧从何来？非因事有过失，实因关羽平日待下严苛寡恩，喜怒无常。当吕蒙兵临城下，二人不战而降，与其谓畏吴军之势，不如谓畏关羽之罚。关羽以傲凌下，使内部离心，此非“大意”所能饰。再观其与刘封、孟达之隙羽围樊城时连呼封、达发兵相助，二人以“山郡初附”为辞拒之。若关羽平日能稍加抚循，何至危急时无人应援？傲者常以己度人，以为威权可驭众，不知人心需恩义相结。

　　关羽之傲，更在其对自身能力之过信。襄樊之战初期，羽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曹操几欲迁都。此时关羽达到个人声望顶点，亦将孤傲推向极致。他完全忽视了“威震华夏”背后潜藏的危机曹魏虽受重挫，然根基未动；东吴表面联盟，实则磨刀霍霍；而荆州后方因连年征战，粮草兵员皆已捉襟见肘。若关羽此时能稍敛锋芒，回师固本，或遣使修好东吴，历史或将改写。然其沉醉于“万人敌”之神话，视天下英雄如草芥，甚至对曹操所遣援军亦嗤之“鼠辈”。于是当徐晃以新兵破其围头屯、四冢屯时，关羽亲率五千骑出战，竟被徐晃长驱直入破围——此战暴露关羽对战场形势之误判他将徐晃等曹将皆视为可轻易扫灭之辈，却不知曹操已调集几乎所有可调之兵投入荆襄战场。傲者常误判风险，以为天下事皆在掌握，殊不知自己正步入四面合围之网。

　　更深层观之，关羽之孤傲非仅个人性格缺陷，实与刘备集团之战略困境相关。刘备入益州后，荆州成为跨有荆益之枢纽，然荆州北有曹魏、东有孙吴，两面受敌。诸葛亮隆中对设想“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然“天下有变”迟迟未至，而镇守荆州者需极高外交智慧以维系孙刘联盟。关羽忠勇有余而外交手腕不足，其刚傲性格恰是联盟最危险之引爆点。刘备、诸葛亮对此岂能不知？然仍委关羽以重任，或因无人可替——赵云稳重而声望不及，张飞暴烈更甚于羽，黄忠、魏延资历尚浅。于是关羽之傲便成悬于荆州上空之利剑，待时而落。此非为关羽开脱，实说明性格即命运当一个人被置于需要柔韧的岗位上，其刚强反成桎梏。

　　或曰关羽若不大意，东吴岂能得手？然考诸史实，吕蒙“白衣渡江”之策所以成功，正因为糜芳、傅士仁不战而降。而此二人之降，根在平日关羽之凌辱。若关羽待人稍存宽厚，二人纵不能死守，亦当告警、焚粮、阻敌于坚城之下，何至开门揖盗？故曰非“大意”失荆州，乃“孤傲”失人心，失人心则失城。关羽之败，非败于吕蒙之奇袭，实败于数十年来积累之性格痼疾。其死也，后人惜之；然其致败之由，足为千古鉴为将者不可无傲骨，然不可有傲气；不可无自信，然不可无敬畏。荆州之失，失于一人之性；三国之变，变于一人之癖。读史至此，岂不慨然。